。朱常洛看完之后会在纸边写几句自己的看法，夹在奏疏里送回来。有一回，朱常洛在一份关于河南番薯推广的奏疏边上写了一行字：“此物若真如陈振龙所言不择地而生，则天下贫瘠之处皆有可耕之田。”皇帝看到了那行字，没有批，也没有还回去，只是把那页纸折好收进了御案右侧的匣子里。

番薯的推广这三年里，对大明的影响着实不小。

陈振龙从吕宋带回番薯之后，先在广东福建试种，接着经河南赈灾推广到北方。三年下来，番薯已经在河南、山东、直隶等多处落地生根。清核厅收回的藩王田产和九边军屯的土地中，那些贫瘠的、种不了麦子的边角地，很多都种上了番薯。这些地种麦子收不了多少，种番薯却能收几千斤。

最大的贡献是，番薯在灾年救了不少人。万历二十三年，山东部分地区遭遇旱灾，麦子歉收，但种了番薯的地没有绝收。当地官员在奏报里写道：“薯田一亩可收数千斤，生熟皆可食。今岁大旱，麦禾尽枯，唯薯田无恙，民赖以活。”陈振龙在着手写一本书--《金薯传习录》，他想把番薯的栽种方法、防虫技术、贮存办法都记了下来，教给更多的人。

三年时间，朝廷内外变化都很大，唯一没变的是，乾清宫还是个废墟，皇帝依然没舍得花大价钱去重修宫宇。

它不再是皇宫内的伤疤，它是大明朝新生的象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