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两排书格之间的空隙，站了片刻便转身走了。

他把自己的发现写成了一份报告。报告中他列出了几件典型案件，将隆庆年间的完整卷宗与近三年的潦草案卷并排抄录，逐一对比判语、依据、经手人，附上自己的分析。他在报告末尾写道：“此非大兴一县之弊。通州、良乡、宛平，皆有同类问题。县衙办案的方式本身，就出了问题，判案凭的是人情和惯例，而非律例条文。卷宗记录的缺失，让复核失去了依据，让百姓失去了申诉的基础。若不调整，换多少知县都没有用。”

他将报告用火漆封好，印上知县印信，放进公函匣，加急送往顺天府尹，顺天府尹看了沉默了片刻，加了下自己的注解，被直接送往了京城刑部。周继祖的报告送到刑部时，是十月初的一个下午。

刑部侍郎李志登看完之后没有立刻批示，把报告放在案头，让书办去请几位郎中、主事过来。他坐在案前又看了一遍，把几处关键段落分别折了角，等那几个人进来的时候，面前已经摊着周继祖的原文和一份他自己做的摘要。

刑部衙门西厅里坐着四个人：左侍郎李志登、郎中刘承嗣、主事赵文翰，还有一个今年刚调来的员外郎张守约。

李志登把周继祖的报告传了一圈：“你们先看看。大兴知县整理的，说近五年的县级案卷逐年潦草，判案依据模糊，卷宗记录不完备。他说这不是大兴一县的问题，通州、良乡、宛平都是如此。”

刘承嗣先看完，把报告放在桌上：“李大人，他说的没错。下官在刑部这些年，翻过几个县的案卷，确实存在同样的情况——判语越来越短，依据越来越模糊。”

赵文翰说：“下官也见过。但据下官判断，也不是县官不想写，是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该用哪条律。这些县官都是读书人，熟读经史子集，但大多没读过大明律法。洪武年间的律文到万历年间还在用，条例越积越多，万历十三年合编的时候已经三百八十二条了。县官拿到一本厚册子，翻半天找不到对应的条文，索性不写了。”

张守约是新来的，一直没有开口。他听完赵文翰的话，问了一句：“那隆庆年间的案子为什么写得很细？那时候的条例比现在不多吗？”

赵文翰说：“隆庆年间的条例确实没有万历年间多。而且那时候的县官，有不少是从刑部调下去的，懂律。现在的县官，基本是科举出身，读四书五经上来的，对律例不熟。让他们写判语，他们也不知道该写什么。”

李志登靠在椅背上：“也就是说，问题有三个——律例本身太乱，县官不熟悉律例，书办应付差事。三个凑在一起，案子就乱了。不过这只是县里的问题，但县一级是大明司法的底子。”

他停了一下，像是要等那句话说稳了再接下去：“按《大明律》定例，县级是第一审级，全县所有案子都要从县衙开始，笞杖刑知县可决，徒以上要上报府里和刑部。案子到了刑部和大理寺复核的时候，如果县里的卷宗只有四个字‘依律断之’，刑部没法复核。卷宗不全，大理寺就无从查起。一旦复核卡住，案子便在刑部和大理寺之间来回积压。这中间卡住的每一件，都能替它背后的关系多留出几个月的时间。”

刘承嗣说：“李大人说得是。县级是底子。如果县里审出来的案子一团糟，上面再严也收

章节内容不完整，请退出阅读模式查看完整内容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