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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历二十五年春，宛平县衙。

新知县到任的第三天，县衙后堂的书案上已经堆了半人高的账册。纸页泛黄，边角卷曲，有些封皮上的字已经模糊得看不清了。他让人把近十年的赋役册、收支簿、存留档、起运册全部搬了出来，分门别类码在案上，从最旧的那本开始翻。

新知县姓沈，名文恪，三十六岁，浙江人。万历十四年进士，先在户部做了七年主事，后来被李三才点名借调到钞关整顿事务，跟着跑了两年运河，亲自翻过临清关的两本账，也亲眼见过德州关主事王守仁被枷号示众。那两年让他记住了一件事——大明的账，表面一套、底下一套，不把两套都翻出来，永远不知道银子去了哪里。

此刻他翻到万历二十年的收支册，停住了。页面上写着一行字：“本年征银一万二千两，解户部七千两，存留五千两。”他翻到下一页，万历二十一年：“征银一万一千八百两，解户部六千八百两，存留五千两。”他又翻到万历二十二年：“征银一万一千五百两，解户部六千五百两，存留五千两。”

数字对得上，每年都差不多，但有一件事对不上——他前两天看过县衙的仓廪记录，存粮和存银都不足三千两。如果每年存留五千两，十年就是五万两，就算扣掉县衙的日常开销，也不至于只剩三千两。

他合上册子，没有立刻说话，转头问旁边站着的县丞：“这个‘存留五千两’，写的是存留，但实际留在县里的，每年大概多少？”

县丞五十多岁，姓吴，在宛平做了二十多年。他笑了笑，语气恭敬但带着一种老吏的圆滑：“沈大人，这账上的‘存留’，是报给府里的数。实际留在县里的，要看当年有没有额外的开支——河工、铺行、差役、上司衙门临时支取，哪一样都要钱。所以有时候存得多，有时候存得少。”

“那这十年，每年实际存留了多少，有没有单独一本账？”

吴县丞的笑容没有变，但停顿了一下：“沈大人，这些年的开支比较杂，有些是临时支取的，有些是上面来文直接划走的，账上确实比较散。老朽去找找。”

沈文恪没有说话，点了点头。吴县丞转身去找，步子不快不慢。他没有让人去查库房，也没有问主簿，只是借着这个由头离开了后堂。

沈文恪看着他走出去，什么也没有说，继续翻账册。

当天夜里，沈文恪让随行的书办把账册中“杂支”名下的所有条目单独摘了出来，抄在一张长纸上。杂支条目不多，每一条后面都跟着一个数字，数字加起来也正好够得上五万两的缺口。条目本身没问题，是正常的衙门开支——修缮费、书办工食、上司往来馈赠——每一笔看起来都合理，但加在一起恰好补齐了账面上的缺口，分毫不差。像是有人在年初就把这一年的账本平过一遍，算好了每一笔钱该落在哪里。

他没有让人再去找吴县丞，也没有追问其他胥吏，只是把那张摘抄的长纸折好，夹进一本旧册子里，放在案角，继续翻下一本。

一个月前，沈文恪第一次走进了紫禁城。

他是跟着户部的车轿来的，坐在车里一路没怎么说话，手心一直微微发汗。直到通政司的人把他领进文华殿西暖阁时，他才意识到自己进了什么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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