且开海之后，登州船坞所需木料、天津炮台所需铁料，皆可从海外合法采购，不受奸商垄断。走私集团无利可图，其党自溃。臣等故曰：以海养军，非权宜之计，乃根本之图也。

这一卷，核心只有一件事——算账。

他先算了一笔旧账：隆庆元年，福建巡抚涂泽民请开海禁，市舶月港。月港开海之后，走私集团失去了市场，纷纷转做合法贸易。官府在月港设督饷馆，对商船丈量抽税。最初的几年，岁入不过三千两。随着贸易规模扩大，到万历中期，年征税额已近三万两。闽中兵饷赖此支给，倭患反而逐年消弭。

他再算一笔新账：月港一隅之地，岁入三万两。若在登州、天津、松江、宁波、泉州、广州六处设港开海，关税当不下二十万两。以每人每年二十两的粮饷计，可养水师万人。万人水师布防渤海，倭寇再不敢西顾。

他算了第三笔账——政治账：开海之后，沿海百姓有了合法谋生之路，不再铤而走险。走私团伙失去暴利，无法再买通官府、勾结倭人。这才是釜底抽薪的治本之策。禁海则走私盛行，朝廷分文不得；开海则贸易有税，朝廷坐地收钱。这笔账，不难算。

这一卷的结论也只有一个字：钱。

戚继光和余有丁在方略的最后写道：“上策虽善，然阻力过大；下策虽稳，然收效甚微。臣等以为，宜取中策——先开北方两港，以应海防之急。待成效显著，再图推广。如此既不违祖制，又可济实事。”

陈守拙放下题本，长叹一声。这份方略，是一部融合了海防形势、财政算账、国策选择的全方位议案。它的每一条、每一策，都有数据支撑，都有历史依据。比那些只会喊“祖制不可违”的空洞言论扎实太多。他认可两位重臣的说法，但他人微言轻。

他只能提起笔在通政使司的流程单上签了“已阅”，字迹有些潦草——他的手还没稳。

陈守拙沉默了片刻，站起身来：“把这份题本抄录一份，正本走流程送内阁，副本送六科廊房，让他们抄传。”

六科廊房在午门外，是明代奏疏公开抄传的枢纽。

依照大明会典，凡题奏本得旨之后，须送该科给事中收，题本入六科廊房，邸报抄传，如石投水。御史们传阅，神情各异。一个年轻给事中低声道：“这份方略要是抄出去……”对面的老给事中没有回答。

答案是明摆着的——邸报的驿马已经出了京城，奔向山东、南京、浙江、福建。再过半个月，大江南北都会知道，戚继光和余有丁给皇帝上了一道什么样的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