翌日，整个大梁已经彻底安定了下来。

从宣化门的城门被萧泽叫开算起，到延和殿将宰执相公们一网打尽。

整个夺门之役前后不过一夜光景。

靖难大军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，就在外城南面几座城门有过短暂的厮杀。

死伤了百余人，轻重伤员加起来不过数百。

这点损失放在一场攻城战中，都几乎可以算作是忽略不计了。

而其余各处城门的禁军，带着高太尉的人去吼了一嗓子之后，便纷纷放下了兵器。

倒是也有两个忠于大晟的军官自尽的，但是那都是少数，绝大多数都选择了投降。

城内的武装已全部解除。

内外城门和武库，都由三镇士卒接管了。

大内宫禁也被张澈安排严峥彻底控制了。

眼下大梁城的所有人，在张澈眼中就是待宰的羔羊。

张澈并不担心这些禁军降卒能翻起什么浪来。

他们手上没了兵器，还被强制分隔在了城外安置，要是敢闹事儿，就是被坑杀的份儿。

至于城内那些勋贵和官员，张澈就更不担心了。

大晟可不是先秦两汉魏晋时期的那种风气，可以豢养门客充当死士。

有的大人物甚至可以拉出数千门客，直接凑出一支不小规模的军队。

这主要是先秦和两汉的游侠文化盛行。

比如，太史公笔下那些“任侠”，基本都是身上背着人命官司躲进权贵府逃避法律制裁的。

且“重承诺、轻生死”、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观念，在当时社会被高度颂扬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孟尝君就曾经养士三千。

那时候一个贵族府上动辄养着几百号食客和游侠。

所以，春秋那些大贵族，他们才有抄家伙跟国君叫板的底气。

到了汉代，收门客和藏匿亡命游侠的传统依旧还在。

特别是汉武帝后，土地兼并，地方上逐渐形成了豪强田庄经济。

破产农民被逼无奈，只能投靠豪强成为“宾客”、“徒附”，既种地也充私兵。

他们不入国家户籍，完全依附于豪强。

到了东汉中期，荐举权被地方大族彻底垄断，更是形成“门生故吏”集团。

被举荐者需要对举主“怀恩报私”，甚至为其服丧复仇，结成牢固的拟血缘政治共同体。

而魏晋开始，门阀士族彻底形成。

当时天下大乱，士族聚族自保，建立坞堡，成为了一个又一个的国中之国。

皇权依赖士族支持，对士族豢养大批武装力量无力管控，部曲制度彻底合法化，宾客佃户彻底私兵化。

而大晟不同。

大晟立国之初便定下了“强干弱枝”的国策，国家越来越中央集权，皇权开始向下延伸。

以及科举制度的彻底平民化和商品经济的繁荣，都促使了这种社会依附形式的消亡。

门客倒是还可以养，但是一般指的家庭塾师、账房先生、清客相公这些职业。

蓄养私兵是会被按谋反论处的！

所以大梁城里这些勋贵大族，家中能凑出来的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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